天主教歷史淺談【下四十一】
第六章 俗化、教會的自衛以及多元主義（1870年至1939年間政治社會中的教會）
法國走向政教分離
公元一八七Ｏ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皇帝拿破崙被俘，於是在巴黎和里昂兩大城市發生反神職、反修會，反教會的暴動。提埃爾（THIERS）所領導的政府出兵鎮壓，雙方短兵相接，喪生者不下三萬。此後，法國天主教得到大約五年休息喘氣的時間，多少恢復了一些精力。五年過後，政府漸漸落入共和黨人手中，這些共和黨人對教會不懷好意，於是教會又開始陷入困境，被政府逼得幾乎走投無路，那是名符其實的迫害教會的行動與時期。
面對法國教會的困境，教宗良十三世頒佈一道名叫"在掛慮中"（INTER SOLLICITUDINES）的通諭，希望法國天主教徒以公正的方法來向政府爭取合理的法律，但不要反抗政府或與政府作對。在這道通諭頒佈前七個月，也就是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三世教宗已先頒佈了天主教有史以來第一道有關社會問題、名叫"新事物"（RERUM NOVARUM）的通諭，表明教會當局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狀況的極度憂慮。
這兩道通諭紓解了新一代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友的心結，使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法國的天主教會如沐春風地在社會和政治上更新了面目。當時教會的組織和報紙都以"基督民主政治為依據和號召，甚至有成立"基督民主黨"的計劃，所有主張民主的神職人員，新聞從事人士、演說家和國會議員等等的，都聯合發起一種具有多方面性質的全民運動，神職人員更在一八九六年和一九ＯＯ分別在蘭斯和布爾日兩地舉行兩次全國性大會，討論如何推動適應新時代需要的牧靈工作，他們的口號是"行動與事業"。不過有些主教和反對民主制度的人擔心這種新思想新作風使神職人員世俗化。
正當法國新一代的神職和教友在積極推動新時代的教會生活之際，一八九四年發生了一件原來和宗教無關，後來卻使天主教捲入大災難的事件。那年，一位猶太裔的法國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菲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以德國間諜罪名被判無期徒刑。案件本身有些離奇、曲折不明。四年後案件再度被提出來重審。重審之際，法國竟分裂為兩大陣營，天主教徒站在民族主義和反對猶太人這一陣營，所以都以為德雷菲斯罪有應得。根據當時天主教報紙的言論，天主教的種種禍患都來自加入共濟會的猶太人和誓反教徒之間的陰謀。於是，一般天主教徒在沒有分辨事理之前，便一味地支持對猶太人和共濟會員的控告。
從政治立場來看，那時法國的天主教徒似乎是站在反對德雷菲斯的極右派這一邊，他們的態度給另一派的人造成危害共和國的印象。就在一八九八年，法國產生了一個保皇民族主義運動，名叫"法蘭西行動"，這個運動吸收了許多天主教徒參加。這一來，先前鼓勵教友接受第三共和國的努力終於前功盡棄。然而，從整個大局勢看，主張德雷菲斯無罪的那一陣營在政治上是佔了優勢，他們於是決定打擊那些被認為破壞共和國安全的人，這一來，天主教便首當其衝。
當時法國總理瓦爾德克．魯索（WALDECK KOUSSEAU）開始擬定一些反對天主教修會的法律，凡是被認為政治化的修會團體，都在打擊之列。那個時期，法國有不少新興的修會團體，為了在完全俗化的社會中保持教會的生活和教友的信德而誕生。這些團體當然沒有必要向敵視教會、與教會競爭的政府機關登記。可是現在，這些修會團體都成了法律取締的對象。政府當局指責這些修會從事政治活動，擁有大量財產，不尊重人權，唆使部分青年反對擁護共和國的青年。
一九Ｏ一年七月九日，法國政府制訂法律，要求天主教修會團體必須向眾議院和參議院申請許可登記，但對社會民間一般社團卻很放任。次年，一九Ｏ二年，新總理埃米爾．孔布（EMILE COMBES）把先前制定的法律變成一條攻擊教會的法律。有誰會料想到這位原來準備晉升司鐸的修道生，搖身一變，成了政府首腦之後，竟兇猛地對待教會，把三萬所沒有向政府立案的教會學校關閉，而且除了幾個向海外傳教的修會之外，其餘的修會一律不准再向政府申請成立許可。最後，在一九Ｏ四年，任何修會，即使政府認可的，都不准再從事教育工作。
到此，無數的男女修會團體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會士修女被迫關閉會院，他們或還俗、或流亡海外，生活沒有著落，年邁的會士修女被掃地出門，情況更是可憐。至於一般好教友，他們在政治、教育和軍隊中都被排斥，遭歧視，甚至列入黑名單，時常受監視。教友舉行宗教禮儀遊行時，常遇到暴力的攻擊，有時還造成人命傷亡。大街小巷凡是以教會聖人取名的，都被換掉，代之以共和國英雄和科學家的名字。法國歷史中對教會和教會團體的歧視與打擊，到此達到頂點。
其實，法國與羅馬聖座在拿破崙即位後，便簽署了協定，規定教會在法國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如今，這項協定跑到哪裡去了呢？不僅如此，，某些次要細微的問題竟導致法國在一九Ｏ四年七月與梵蒂岡斷絕外交關係。從此，法國走向政教分離的局面。天主教徒雖然持著一百年前拿破崙與羅馬聖座簽署的協定，為教義和財務問題據理力爭，但某些主張政教分離的人卻企圖把那項簽定當作使國家不再具有基督信仰特徵的工具。
時候終於來到了，一九Ｏ五年十二月九日法國政府頒佈政教分離法律，承認信仰自由，但是取消國家對宗教事務的預算；教會產業歸由教徒組織的文化社團。一八Ｏ一年法國拿破崙與羅馬聖座簽署的協定被法國政府片面廢除，理由是簽約的另一方，即羅馬教宗，事先沒有獲得協商。
對法國政府這一連串的舉動，羅馬教宗庇護十世先於一九Ｏ六年二月頒佈一道名叫"劇烈"（VEHEMENTER）的通諭加以譴責，又於同年八月禁止法國天主教友創立不尊重教會聖統體制的文化社團。教宗的譴責和禁令沒有發生什麼作用，法國天主教會被迫不得不放棄修院，神職人員的住宅，主教公署等等的，這些房地產都被充公，交給民間團體。當然，為了執行法律，一切都得秉公辦理，而事實上，為了不使緊張的局勢惡化，不少聖堂和神父住宅仍然繼續讓神父和教友使用。
事到如此，法國天主教徒心中的痛苦和創傷之深可想而知。那裡的教會經過這一場全國性的洗劫，已經貧窮到極點，從一九Ｏ五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法國晉升司鐸的人數少了一半。教會為了生存和繼續執行它的使命，只好呼籲教友捐獻，支持教會的需要。部分神父為了生活，竟出去作工幹活，他們甚至在一九Ｏ六年成立了司鐸工人聯盟。許多天主教徒被逼上梁山，更向極右派的"法蘭西行動"靠攏。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長遠看，法國政府二十世紀初年制定的政教分離法律對天主教不無好處，因為教會陷入貧困，無所依據的絕境後，社會上那些反對教會，反對神職修會的囂張之氣再也沒有用武之力，於是敵視教會的氣燄不吹自滅。更可貴的是，不再依賴政府津貼的法國天主教會從此不再感受到任何外來的壓力，雖然清苦，卻完全自由。當初拿破崙與羅馬聖座簽署的協定被第三共和政府單方撕毀後，法國的主教們卻從此得以自由自在的集會，討論全國的牧靈事宜。教會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狀況來建造聖堂，設立本堂區。最重要的是法國主教們從此與羅馬教宗的關係更為直接與密切，教宗更不必顧慮法國政府的態度，可以直接任命法國各教區的主教。
*感謝梵蒂岡廣播電台江國雄爵士提供以上講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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