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三十三】
第五章 歐洲與教會的重建及自由主義（1815年至1870年）
歐洲政局的改變與教會的新發展
法國的拿破崙帝國在一八一五年從歐洲政治地裡上消失後，法國首當其衝，進行內政改革，恢復舊日的王權，法國天主教也全面推行復興運動，重振大革命之前的信仰熱忱，並獲得相當的成果。
法國之外，歐洲其他重要國家也在政治和宗教上進行重整和圖謀發展。
意大利半島上的教宗國迫不及待地在國境內消除法國的種種痕跡，各項關鍵性的職位仍然由神職人員擔任。可是在這同時，有個名叫"燒碳黨"（CARBONERIA）的秘密組織卻到處煽動反教會的情緒，製造糾紛，唯恐天下不亂。除了"燒碳黨"在惹事生非之外，意大利各地也醞釀著半島的政治統一運動，希望結束半島處於政治上支離破碎的局面。這一運動的目標是取消意大利半島許多邦國同時存在的格局，這樣的企圖當時的教宗國並不樂觀其成。
至於宗教生活方面，意大利南部仍然處於法國大革命之前那種舊狀況，比較保守，比較低沉。北部地區則充滿活力，成立了許多修會，也創立了很多的慈善事業並出了不少聖賢，科托倫戈（GIUSEPPE BENEDETTO COTTOLENGO）,鮑思高（DON BOSCO），瓜內拉（DON GUANELLA）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日耳曼地區，由於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和約的簽定，舊有的疆界領域都有了新的調整，於是從十六世紀宗教革命所沿襲下來的政教一體制度，也就是所謂的「屬誰管轄，就得信奉誰的宗教」（CUJUS REGIO, EJES RELIGIO）的制度，無形中消失了，日耳曼地區很多天主教徒因此開始生活在誓反教王侯的統治之下。這種社會生活方式習俗的重大改變，促使各方設法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和睦相處的途徑。在長期的談判中，經常發生僵持的緊張局面。於是萊茵河地區的天主教徒學會了如何與不受他們歡迎的誓反教普魯士國王周旋的因應之道。至於信奉天主教的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國王路易一世（LUIGI I , 1825-1848），則把首都慕尼黑建為德國天主教的中心地。
在英國的大布列顛島，當時的天主教徒不到十萬人，他們的信仰生活很艱困，無法有什麼特殊的表現。至於愛爾蘭島六百萬居民中絕大多數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因為自己忠於傳統的天主教信仰，所以長期受到英國誓反教徒的壓迫，他們幾乎全是信仰天主教的，卻必須為極少數屬於英國國教聖公會的地主維持聖公會的體制。他們除了很少幾個政治權利之外，什麼也不享有。公元一八二九年，在愛爾蘭政治家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 1775-1847）的領導下，愛爾蘭天主教徒終於脫離英國的政治歧視，享有各種自由。
從此以後，愛爾蘭人移民英格蘭的人數日漸增多，在十九世紀中葉，已達到七十萬人之眾。他們當中出了不少人物，使得原來在英國奄奄一息的天主教重新展現生機。這些人物中首推尼古拉斯．懷斯曼（NICOLAS WISEMAN, 1802-1865）神父，他是著名小說"法比奧拉"（FABIOLA）的作者，年青時在羅馬的英國公學接受教育，學成後又擔任了這所公學的院長。
尼古拉斯．懷斯曼神父對他那時代的學術思想潮流抱著很開放的態度，他恢復了英國天主教徒的自信心和勇氣，使他們認識歐洲大陸天主教的活力。一八五Ｏ年庇護九世教宗看到英國天主教會已經成熟，便重建英格蘭天主教的聖統體制，同時任命懷斯曼神父為西敏寺（WESTMINSTER）首任主教。在他的開導和影響之下，英國出了一位震撼全國，甚至令歐洲和全世界都驚訝的聖人紐曼樞機主教。
紐曼（JOHN-HENRY NEWMAN, 1801-1890）是英國一位銀行家的兒子，卻當了聖公會的牧師，並擔任牛津大學教堂的主任牧師。他發現英國國教唯政府馬首是瞻，一切聽政治擺佈，毫無信仰活力，缺乏宗教的超然和純淨本質，於是和幾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牧師及學術界人士在牛津大學展開更新國教聖公會的運動，這個運動便成了有名的"牛津運動"。
為了深入了解聖公會的本源，紐曼牧師專心研究初期教會的歷史和教父學。這一潛心研究，終於使他發現他一向抱有強烈偏見的天主教的本質，以及他所屬的聖公會的來龍去脈。一八四五年十月八日，紐曼牧師放棄了英國國教聖公會，歸依天主教，並於次年在羅馬領受了天主教的鐸品。
歐洲政治局面的新改變除了對天主教的新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之外，對誓反教和東正教也發生相當的作用。
對誓反教來說，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一八一七年把國內的路德派和加爾文派兩個教會團體合併為"聯合福音教會"。此後日耳曼地區許多大小國家相繼效法。
這"聯合福音教會"大熔爐裡面，出現了兩股潮流，一股是復興派者（RISVEGLIO），另一股是自由派者（LIBERALISMO）。復興派者是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德國路德教虔信派和英國衛理公會（METODISMO）信徒的後裔，他們注重虔誠的信仰活動，注重宗教情感，注重外在的行為和禮俗，他們的人數在歐洲"盎格魯撒克遜"地區和北美特別多。
至於自由派者，他們希望自己與一般的誓反教徒有別，願意讓自己的信仰受到科學界的歡迎，於是，把理想主義引入神學中。被奉為自由派之父的腓特烈．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 MACHER, 1768-1834），在一七九九年關於宗教的一篇演講中說：「宗教既不是思想，也不是行動，而是直覺的默觀和情感」。施萊爾馬赫所說的這種宗教情感，是指人"隸屬于"天主的這種關係感覺。正因為如此，所謂的教義信條都成了相對性的，不再有"當信"的道理，一切都以個人主觀的感覺和認識為信仰基礎。由於這種宗教思想主張很吸引人，所以很多誓反教徒紛紛起來反抗他們隸屬於君王政權的關係，各自成立自由的教會團體。
在北歐的丹麥，當時出了一位非常年青，壽命也相當短的誓反教哲學家克爾愷郭爾（SOREN KIERKEGAARI, 1831-1855），他無法相信他那時代不超然、不純淨的誓反教。在那種政教複雜的社會中存在著許多矛盾，個人要生存必須作選擇，在宗教生活上尤其如此。克爾愷郭爾強調：人由於罪惡感而對自己的命運產生極大的懷疑，這種懷疑使人焦慮，因著這樣的焦慮，人和天主之間形成了一種絕對個別的關係。克爾愷郭爾的宗教哲學思想使他成為二十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
談了歐洲政治局面對誓反教的影響後，我們也稍微談一下東正教所受的影響。話說土耳其奧托曼帝國在十九世紀全面衰落之際，帝國境內各民族紛紛爭取獨立。希臘人在一八二一年起義，不料，他們的行動導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格雷戈里奧在巴斯卦節當天主持宗教禮儀後，當場被土耳其人絞死。一八三二年希臘獲得獨立後，希臘東正教會不願意再隸屬於處在土耳其人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管轄，終於在次年一八三三年宣佈為獨立自治教會（AUTOCEFALA）。
在俄國，那些因為反對十七世紀由當時宗主教尼孔（NIKON）所推動的禮儀改革，而分裂出去的守舊派教徒，到了十九世紀仍然與官方的教會對立，並分為好幾個派系，教徒人數在一千五百萬以上。至於隸屬在政權下的官方教會，仍然能夠保持過去好幾個世紀以來的精神傳統。
十九世紀，俄國開始產生一種很特殊的靈修思潮現象，是一種類似東方"拜師父"的潮流，很多教徒或青年到有名望的隱修院，尋找"精神導師"（STARTSY）。這些接受門生的精神導師大都為年高德劭的隱修士。這個靈修潮流給俄國培養出一代精神方面的精英人士。十九世紀俄國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JEVSKIJ, 1824-1881）在他著名小說"卡拉瑪佐兄弟"中，就生動地刻劃了一位名叫佐西莫（ZOSIMO）的精神導師，這位師父的形象似乎就是十九世紀俄國許多為人師表的隱修士的化身。
*感謝梵蒂岡廣播電台江國雄爵士提供以上講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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