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上四十七】世俗權威的崛起－天主教台中教區信仰培育組

天主教歷史淺談【上四十七】

世俗權威的崛起

十四、十五世紀的歐洲，歷史上稱為基督信仰社會（la Cristianità）沒落的時期。這裡所謂的沒落（declino），是指以教會體制為基礎的歐洲社會的結構的開始瓦解。這個社會結構原是以羅馬教宗的最高權威為基礎的，這個權威在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依諾增爵三世（Innocenzo III）教宗時代達到巔峰狀態。這位教宗最強調教會的神權高于世界上任何帝國、國家、社會的政權。那時的他對整個歐洲擁有裁判權：他于公元一二零九年加冕巴伐利亞公爵、日耳曼國王、布倫瑞克的鄂圖（Ottone di Brunswick）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一年後，這位皇帝不履行對教宗的諾言，旋被教宗開除教籍；教宗又從西西里島召回腓德烈二世前往日耳曼接替鄂圖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那個時代，法國南部蘭圭多克地區的‘卡塔里’教派異端非常猖獗，教宗派往當地主持消除異端重任的代表竟在那裡遭殺害，于是依諾增爵三世又在公元一二零八年發動組織一支十字軍前往討伐。當時西班牙國王正積極對抗入侵的北非伊斯蘭教徒摩爾人，這位教宗也予以支持。

教宗依諾增爵三世在歐洲所建立的無上權威並不穩固，在隨後的許多、甚至非常嚴重的危機中，這個權威便慢慢地衰弱下去。當時歐洲某些王侯開始不滿羅馬教宗在政治上的無上權威和對歐洲政治的干預，而教會內部也因為意見分歧而導致離心的現象和對教宗權力的抗議。這一切都是日後政治和宗教信仰意見不再始終一致的先兆。

不過這種沒落的現象並不代表那個時期整個教會的信仰生活，因為在那危機四伏的時代，教會內部有識之士也開始推行改革，許多基督信徒也在那似乎不知所從的世代中，開始深入進行內在的反省。這些都意味著教會將進入另一個嶄新的時代。

話說十一、十二世紀之交，幾位羅馬教宗和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間，為了神權和政權的消長發生了極嚴重的衝突後，皇帝的權力都衰弱了許多，甚至出現二十年皇位出缺的現象。那個時期的羅馬教宗為了馴服皇帝君王的跋扈，動不動就以開除教籍相威脅，表面看來似乎是教宗得利，其實，長期下來，帝國皇帝的沒落正好助長了歐洲各地王侯的聲勢。這些王侯利用封建的權利增長了自己的勢力，慢慢地對自己的轄區掌握了實際的統治權，法國、英國和西班牙國王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東征西討中逐漸鞏固了王國的實際勢力。

西方這些王國從封建制度中漸漸壯大以後，慢慢地便孕育出中央集權的政治雛型，進而脫變為現代國家的形態。這些國家除了政治外，在財務和司法上也由國王獨攬大權。這種新的政治局面一旦形成，國與國之間臂肘相接，彼此沒有週旋緩衝的餘地，摩擦在所難免。公元一三三七年爆發的英法‘百年戰爭’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歐洲幾個現代形式的國家是在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式微之後，才各自肯定並確立自己在歐洲的國際政治地位和勢力範圍，而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之所以式微，主要原因之一是它跟羅馬教宗在神權和政權之間孰高孰低的較量之後，才敗陣下來的。現在新興的現代國家崛起，不能不考慮到羅馬教宗一直以來在整個歐洲政壇上所佔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所發生的影響，否則，一味兒冒昧橫衝直撞，只顧肯定自己國勢的發展，勢必重蹈覆轍。不幸的是歷史事件又重演，而且比過去更嚴重。

在第十三世紀之前，教會介入帝國或地方王侯轄區的內政事務是司空見慣的事，因為教會是歐洲社會的基礎，許多國計民生的事與教會有極密切的關係，國家政治事務經常需要教會提供寶貴的意見和支持。十三世紀末年，神聖羅馬帝國沒落之後，英、法、西班牙幾個王國嶄露頭角，這些王國的君主一心一意要肯定他們對本國教會的權威，所以越來越不接受羅馬教宗介入他們本國教會的事務。最顯明的例子發生在法國。

公元一二八五年法國國王腓力三世（Filippo III）去世，兒子繼位，號稱‘漂亮的’腓力四世（Filippo IV,il Bello）。他是法國歷史上極出名的既熱心虔誠又勤儉刻苦的聖王路易九世的孫子，這位孫子一反祖父處世為人的榜樣，橫征暴歛，為了斂財不擇手段，他左右的人又都是羅馬法律的專家，極力推崇國王的權威勢力。因此，這位‘漂亮的’腓力四世在公元一二九六年和一三零一年到一三零三年之間，兩度與羅馬教宗博尼法爵八世（Bonifacio VIII）發生嚴重的衝突。但是這位教宗也是法律權威，而且個性強硬，非常在乎教宗享有的種種特權，在維護這些特權上一點也不含糊。

一二九六年發生的第一次衝突起因于教會神職人員免納稅的問題；教宗博尼法爵八世反對國王向神職人員徵稅。結果是教宗冊封法王路易九世為聖人，而平息了這次的衝突。第二次衝突的導火線是腓力四世國王在一三零三年囚禁法國帕米耶教區的主教。教宗博尼法爵八世認為豈有此理，遂頒佈‘至一至聖’（la bolla Unam sanctam）詔書，嚴加譴責。他在詔書中強調：教會獨一無二，它只有一位元首，世俗的權威必須服從教會精神的權威。世俗權威有錯，必須受精神權威的裁判，下級的精神權威有錯，該受上級精神權威的裁判。如果最高的精神權威有錯，只有天主有權柄裁判他。最高的精神權威雖然是交給人的，並由人執行，但它不來自人，而是來自天主。法國國王則宣稱：一國之內國王是最高的元首，沒有任何權威可以高于他的統治權，如果教宗不履行他的義務，該受公議會的裁判。

對法國腓力四世國王的強悍，教宗便援引歷史前例，以罷黜他的王位相威脅，結果雙方展開激烈的舌戰。國王的軍師顧問開始發動國家民族主義的宣傳，編造無奇不有的罪名控告教宗，企圖在全國造成一股愛國和愛教會的情結，與羅馬教宗抗衡。腓力四世甚至派他的法律部長威廉‧諾加雷（Guglielmo di Nogaret, 1260-1313）在一三零三年九月帶兵進入意大利，勾結博尼法爵八世教宗家族的世敵夏拉‧科隆納（Sciarra Colonna），兵臨教宗在羅馬南方家鄉阿納尼（Anagni）的住所，把教宗綁架起來，準備把他帶到法國受審。不料阿納尼城的居民群起反對，諾加雷看事情不妙，才把教宗釋放。但是這位教宗受到這場無法無天的鬧劇的侮辱之後，一個月之間便去世。這件事給五年後羅馬教宗被逼、把自己的宗座所在地遷往法國阿維尼翁（Avignon）的事件開了可怕的先例。

那個時期，除了法國之外，日耳曼地區某些王侯也和羅馬教宗作對。公元一三二二年巴伐利亞王路易四世稱霸日耳曼地區，並在各地諸侯的擁護下坐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寶座。當時寄居法國阿維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不予以承認，路易四世遂率軍南下意大利，在羅馬擁立一位取名號為尼各老五世（Niccolò V）的教宗，好與阿維尼翁的若望二十二世教宗對立，並讓他所立的教宗給他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若望二十二世認為路易四世大逆不道，遂把他和有關的人開除教籍。但是日耳曼各地諸侯並不接受阿維尼翁的教宗的這項處置。

其實，日耳曼王路易四世和一些諸侯之所以如此膽大包天，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蠻幹。那個時代羅馬教宗的權威凌駕歐洲所有的皇上君主，這些象徵現世權威的皇上君主必須得到教宗的承認才能有效地行使他們的統治權，也因此，與羅馬教宗發生糾葛摩擦是在所難免的事，他們無不希望擺脫教宗有形無形的干預。就在那個時期有巴黎大學校長馬爾西利奧（Marsilio da Padova, 1275-1343），他是意大利北部帕多瓦（Padova）城的人，是一位哲學家，寫了很多關于政治的論著，他對當時政治的看法相當偏激。

公元一三二四年馬爾西利奧寫了一本書，名叫‘和平的保衛者’（Difensor pacis），他在書中強調：「人為了生活得好，彼此組合成社團。社團使人得以為了生活需要而交換有無。這個為了滿足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組合体就叫作城市。國王根據法律所採取的行動和法律所賦與的權威，成了民事行為的準則和尺度。至於教會，它的種種定義中最恰當的乃是信仰基督並呼求基督之名的信徒的總體。這個總體的各部分在各自的團體中相會。教會不只是主教、神父和執事」。馬爾西利奧在書中又說：「教會就是信徒大眾，大眾形成法官，所以法官的裁判權屬於組成團體的信徒或公議會。召集公議會的權柄屬於國家唯一的立法者國王或他所委託的人，並由他指定參與公議會的人選」。

馬爾西利奧這位巴黎大學校長的思想是：世俗政權在一國之內擁有無上的權威，國家掌握最高權力，，國王授給神職人員權力，也召集公議會，教會不能算是一種社團，它只是信徒的統稱而已。這種思想是神權思想的反面，是現世集權主義政府的胚胎。

在十四世紀初年，歐洲幾個新興的大國都在設法擺脫羅馬教宗的牽制的那個時代，推崇國家和君王最高權威的思想言論是很受各國重視和歡迎的，馬爾西利奧就在日耳曼的巴伐利亞王路易四世和阿維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決裂的那一年，把他的那本著作‘和平的保衛者’呈獻給路易四世，並跑到巴伐利亞為這位君王效勞，與教宗抗衡。

除了馬爾西利奧這位極端擁護國家君王最高權威的學者之外，當時也有不少人主張世俗權威不該受教會權威制衡的思想。這裡所謂的‘世俗’（laico），並不意味著反宗教（antireligioso）或反神職界（anticlericale）的意思，而是指與教會神權並立、彼此不相干的權力。這種世俗的思想言論一般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國家現世權威的獨立，另一個是堅持教會不限於教會聖秩體制中神職人員，而是所有信徒的總體。不過也有一些人採取比較中庸的看法，他們認為國家和教會彼此之間只能有相對的自主權，沒有一方可以絕對指揮另一方，因為各方的職權性質不同。

無論如何，十四世紀初葉歐洲社會的世俗權威已經抬頭。公元一三五六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洛四世（Carlo IV）頒佈‘黃金詔書’（la Bolla d'Oro），規定帝國境內的三個總主教區，即美因茨（Mainz）、特里爾（Trier）和科隆（Köln）教區的主教，以及四位王侯，即波希米亞王、薩克森公爵、布蘭登堡侯爵和萊茵伯爵等七人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七大選侯。從此，教宗無法再過問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人選的事務，而世俗的政治權威也達到空前的巔峰狀態。【3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