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六十四】
第九章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39－1958）
庇護十二世教宗在戰爭中的緘默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的協約國在巴黎的凡爾賽宮與戰敗的德國所簽署的和約，可以說為二十年後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種下了遠因。的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庇護十二世教宗上任之後，火藥氣味已經瀰漫整個歐洲。就在那幾天，納粹德國先後併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兩個地區，並唆使西半部的斯洛伐克成立一個假獨立的附庸國。不到六個月，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東侵波蘭，以閃電戰術席捲這個國家，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更悲哀的戰爭庇護十二世教宗可以說是親眼看到它的醞釀過程，爆發，經過和結局，而且深深地捲入其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當時的教宗本篤十五世曾為和平大聲疾呼，但他的和平呼籲遭到多方面嚴厲的批評。說也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庇護十二世教宗對戰爭所表現的極為溫和的態度作風卻獲得幾乎一致的推崇，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去世為止，仍然如此。豈知這位教宗去世五年後，德國一位名叫羅爾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 1931-）的劇作家在一九六三年寫了一本名叫"基督的代表"（IL VICARIO）的劇本，很受歡迎，惡意中傷庇護十二世，指控他沒有公開譴責納粹德國消滅猶太人的企圖和行動。劇本一出，很快便激起尖銳和劇烈的爭辯，大家都在問：庇護十二世教宗是個膽怯，缺乏勇氣的教會領袖嗎？對當時所發生的一切他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嗎？先不管事實如何，那些爭辯促使有關各方公佈許多歷史檔案文件，讓社會大眾對歷史真相有個比較明確與客觀的認識。
話說庇護十二世教宗，他曾經擔任過聖座駐德國巴伐利亞大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成立"魏瑪"（WEIMAR）政府，他又出使魏瑪共和國；後來被庇護十一世任命為國務卿。從他的這段外交政治生涯，我們不難了解庇護十二世教宗對德國的問題是有相當的認識。再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魏瑪"政府消失的時候，當時還沒當選教宗的庇護十二世也以聖座國務卿的身份，和希特勒簽署了有關德國天主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協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納粹德國頒佈法律，規定全國青少年都必須按照納粹黨的精神，接受希特勒的青年教育。這項法律一出，羅馬教宗庇護十一世實在忍無可忍，於是在國務卿帕切利樞機主教的襄佐之下，用德文撰寫了一道名叫"極度關切"（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諭，表明天主教對納粹主義的立場。這道通諭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由教宗署名，避過德國警察的監視，於三月二十一日聖枝主日當天在全德國所有的天主教堂內宣讀，嚴厲譴責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國家偶像崇拜，並控告納粹政府侵犯了它和聖座在一九三三年簽署的協定。參與撰寫這道通諭的帕切利（EUGENIO PACELLI, 1876-1958）樞機主教便是兩年後當選為教宗的庇護十二世。由此可見，庇護十二世不但深深了解納粹主義的本質，而且對它毫無好感。不過在與納粹德國週旋上，這位教宗寧願採用謹慎、折衝的外交手腕，而不願發表重大的聲明。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Ｏ年間，庇護十二世教宗在勸阻各方宣戰之後，進一步邀請意大利墨索里尼遠避戰爭，同時邀請歐洲各強國以談判來解決彼此間的問題，但是他的勸阻和邀請沒有發生效用。大戰爆發後，局勢急轉直下，毫無和解的跡象，於是庇護十二世在許多公開談話和聖誕節透過梵蒂岡電台廣播的文告中，屢次指責戰爭的不當，並強調談判和尋求一種以合理的平衡為基礎的和平所能帶來的益處。不過我們也得承認，這位教宗指責戰爭所使用的言詞都比較平淡，內容泛泛。雖然如此，他倒是委託他的副國務卿，也就是未來的教宗保祿六世，蒙蒂尼（GIOBANNI BATTISTA MONTINI, 1897-1978）總主教設立一個消息聯絡處，透過梵蒂岡電台廣播有關戰俘和下落不明的人的消息，使得許多因戰爭而彼此分散的親友又取得聯繫，得以團圓。此外還有許多猶太人或被納粹與法西斯懷疑為猶太人，以及因種種因素而有遭納粹和法西斯黨人搜捕的人士，都在聖座的機關或修會的會院內找到避難所和受到庇護。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間，戰爭蔓延到意大利境內，庇護十二世努力設法保護羅馬城，使它免遭戰火的破壞，也使羅馬市民不致於無謂地犧牲，於是公開抗議參戰各方對羅馬的轟炸。這位教宗的抗議沒有針對哪個國家，只是泛指任何軍事破壞行動，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布爾什維克"難道不和納粹一樣，甚至比納粹更危險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最慘無人道的現象無非是納粹黨與法西斯黨對猶太人的消滅行動。猶太人遭趕盡殺絕的消息很快便不斷地湧到梵蒂岡，只不過其中大部分都含糊不清，缺乏正確的資料，有些消息的內容甚至聽來很荒唐離譜，令人不敢置信。不過，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庇護十二世教宗已經確實知道詳情。但是面對這些慘絕人寰的事實，他首先感到的便是自己的無能為力。但他在兩次公開講話中，曾暗示和間接譴責消滅種族的行為：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聖誕節所發表的文告中，當時庇護十二世這樣說：「人類必須還給數十萬人期待和平的願望，這些人不因自己的罪行，只因為他們的國籍或種族來源，竟被判死刑，或逐漸被消滅。」
四個月後，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庇護十二世寫信給柏林的總主教馮．普賴辛格（VON PREYSING）說：「雖然我們有理由表示立場，介入其事，但是我們還是讓當地在任的牧人來衡量是否、或者以何種程度採取保留態度，以避免更嚴重的害處，既然主教們的聲明有危險導致報復和壓力……。這便是我們不願多發表聲明的理由之一。」
從這封信，我們看出庇護十二世教宗不是不願意對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尤其是對猶太人的政策與手段發表立場，而是擔心他一說話，不但不帶來好處，反而使橫行霸道的人更為兇殘，則完全失掉保護弱者的原意。
一個月之後，一九四三年六月二日，庇護十二世在梵蒂岡向樞機主教團發表講話，是為第二次間接提到猶太人遭屠殺的悲劇，他說：「我們以激動的關懷之心回答向我們焦慮呼求的人的祈求，他們因為國籍或種族而遭到極大不幸的折磨，甚至無辜陷入種族遭滅絕的境地……。你們不要等待我們此時此地把我們為減輕他們的痛苦，為緩和他們的處境，為維護他們不能被剝奪的宗教權利，為接濟他們的貧困和需要所作的一切努力說出來。我們為此事而向有關當局所說的每一句話，以及任何公開的暗示，都必須經過慎重的衡量與審度，為顧及那些受苦者的益處，也不使他們處境變得更險惡，更難以忍受。」
從上面這些公開性質的談話，我們看到庇護十二世教宗為了避免激怒納粹德國，既不提德國人，也不提猶太人，只是泛泛提到國籍、種族、滅絕這些相關的，間接的，暗示性質的名詞而已。這位教宗所擔心的是他的介入可能帶來反作用，使他要保護的人反而蒙受其害。此外，他也讓有關地方的主教們自己負起責任，決定採取的行動。這種作風所得到的結果有些含糊不清，在某些地方，抗議的行動招致更兇殘的報復。至於外交途徑的干預，在斯洛伐克、克羅地亞和匈牙利等國倒是產生某些作用，曾有一段期間，猶太人不再被帶走。對意大利庇護十二世始終保持緘默，就連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猶太人開始被搜捕的時候，他也不作聲，不過他暗中所推動的某些干預行為倒是使猶太人的處境不致於惡化。
總之，庇護十二世教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黨和法西斯黨橫行霸道的時候盡量少說話的理由，是出於他的外交政策。事過境遷，後來的人中有不少人以為這位教宗的態度倒應該勇敢強硬一些。
一九六四年德國慕尼黑的總主教德普夫納（DOEPFNER）樞機說：「人在事後判斷歷史時，當然有理由說：庇護十二世教宗應該以更堅決的態度表示抗議。但是後人絕沒有權利懷疑這位教宗的行為動機絕對真誠，他內心深處的理由也是完全真實的。」
*感謝梵蒂岡廣播電台江國雄爵士提供以上講稿分享。
**本文版權所有，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並勿任意更改內容。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