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九】特里騰大公會議－天主教台中教區信仰培育組

天主教歷史淺談【下九】

第二章十六、十七世紀間天主教的改革

特里騰大公會議

十五世紀下半葉，歐洲天主教會內部生活有很多俗化腐敗的現象備受指責，教會中有志之士，包括神職和教友，早已醞釀改革的決心，只不過大都是零星之火，彼此沒有溝通聯系，無法形成氣候，涓涓細流難以匯成江河。等到德國的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引爆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大家才真正感到情況的嚴重，於是革新教會的風氣才逐漸傳開与成熟。過了三年半，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八日，路德應召在"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皇帝卡洛五世面前為自己的改革行動作最後答辯時，在座的王公貴族和各有關人士異口同聲呼喊："大公會議！大公會議！"。由此可見當時的人多麼渴望羅馬教宗出面召開一次大公會議，推動教會的革新，避免教會內部的分裂。

可惜的是那幾十年間的幾位教宗對召開大公會議這件事都抱著遲疑的態度，再加上帝國皇帝与法國國王之間的戰事頻繁，阻礙了大公會議的召集。一五二二年就任的亞德里亞諾六世教宗是荷蘭人，他大膽坦承教會的種種過錯，但也止於此而已。他雖然懷有善意，思想改革，不幸在位僅二十個月便去世。繼承亞德里亞諾六世教宗的是克萊孟七世教宗，這位教宗過分信賴政治上的合縱連橫，在"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皇帝与法國國王弗蘭切斯科一世發生衝突時，他竟与法國國王結盟，聯合對付德國的帝國皇帝，終於招致帝國一隻路德教派的傭兵在一五二七年攻入羅馬，七天七夜大肆劫掠，縱火破壞，殺戮強暴，無所不用其極，天昏地暗，活像人間地獄。當時有很多人都認為羅馬的浩劫是天主嚴厲的警告性懲罰。

克萊孟七世教宗有他的優點，但也有不足之處，在那動亂的時代缺乏大事改革的毅力，不敢召開大公會議，在位十一年，於公元一五三四年去世。繼承他的是保祿三世教宗，這位教宗年青時行為有些不檢點，成人後才皈依正道，並晉升神父。

保祿三世是一位有藝術才華，又有毅力的教宗，他繼位後對文藝復興運動大加鼓勵与推動，也從各地召集有名望的樞機主教組成革新教會的委員會。不過，由於許多私人的利益和野心，以及積習已久的弊端，使得教會內部的改革工作舉步維艱。再說，當時的歐洲幾乎全由"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皇帝卡洛五世和法國國王弗蘭切斯科一世所控制，如果沒有這兩個人的同意和支持，召開大公會議的計畫是很難實現的。

然而，這位教宗很有魄力，也善於運用外交，終於克服內外許多巨大的困難，選定了意大利北部特里騰這座大城作為召開大公會議的地點。選定這個城市也頗費周章，因為帝國皇帝一定要在帝國境內舉行大公會議，而教宗則堅持在帝國境外召開。特里騰在當時隸屬帝國皇帝治下，但居民全是意大利人，離意大利邊界很近，教宗比較放心。於是便敲定在這裡舉行，時為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特里騰位於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美麗的山谷中，在整個歐洲來說，位置相當適中，方便各方來往。開會之前，原希望德國方面積極參與，但揭幕之日，普世教會五百位主教中竟只有三十四位出席。隨後每次會期的人數略有增加，到最後几次會議，與會主教總算增加到兩百三十七位之多，而且大都來自地中海區域，意大利地區的主教經常佔總人數的四分之三，法國的主教到了會議末期才逐漸增多。對意大利人來說，特里騰是北彊邊陲，他們不辭勞苦，長途跋涉，趕往赴會，而德國和其他歐洲北部地區的主教和有關人士卻少有人南下。

我們這些經歷過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人，甚至比我們稍微早的，經歷過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人，實在無法用今天這個時代的標準衡量四百五十年前特里騰大公會議的狀況。今天的人對梵一或梵二大公會議的情況了解的很多，但昔日絕不是這樣。參加會議的除了主教外，還有各國大使和王公貴族，會議期間也舉行許多宴會、舞會，也討論有關的特權。期間又發生過多次的瘟疫和戰事，平添無數的驚擾和擔憂。

大公會議的每次集會都由教宗的代表主持，但這些代表非先与教宗協商不能自作任何決定。會議曾有三次嘗試閉幕，但都沒有成功。保祿三世教宗於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在特里騰召開大公會議，直到一五四七年。然後把會議地點從特里騰南遷到意大利中北部的波洛尼亞城，但會議沒有結果。這位教宗於一五四九年去世。

繼承保祿三世的朱利奧三世(GIULIO III)又於一五五一年重新在特里騰召開大公會議，誓反教也派遣了一些代表前來參加。不料，當時的政治局勢惡化，會議第二年，即一五五二年，便告中輟。這位教宗於一五五五年三月去世，繼任的馬切洛二世教宗在位只三個星期便與世長辭。繼任的是保祿四世。這位教宗非常固執守舊，他確實有改革教會的決心，而且手法很強硬，但不願從恢復大公會議這條路著手。他重整宗教裁判所，恢復這個教會法庭的運作，強力打擊異端邪說，編定禁書目錄，防範不良思想的擴散。總之，他的作法是特里騰大公會議開幕以前那一套保守的作法，他相信權力和壓力可以改良一切。可惜的是他矯枉過正，剛愎自用，雖有一片好心，但無補于事。在位四年便去世，時為一五五九年。

繼任人是庇護四世，他決定恢復停頓了十年的特里騰大公會議，於一五六二年重開，並在次年，一五六三年重開，並在次年，一五六三年十二月四日隆重、而且圓滿地結束。凡是自一五四五年以來大公會議每次集會所做的決定，與會的主教們悉數通過。大家喜淚交加，互道珍重而別。

或許大家不免要問：歷經十八年坎坷之路才圓滿結束的特里騰大公會議，究竟有什麼重要性的決定？從史料來看，這次大公會議的成果是空前的，因為它確定了許多過去從未明顯確立的當信道理，它要求各方面的牧靈工作必須革新。大公會議所發表的許多文獻都是与會主教們深思熟慮的成果，例如与"成義"有關的文件，与天主和人在救恩工程中合作有關的文件等等都是。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次要的文件都帶有反對誓反教的色彩，只要是誓反教主張或採行的，都遭到大公會議的譴責。例如，誓反教用通俗語言來舉行禮儀，特里騰大公會議則期期以為不可。

在牧靈工作改革上，最重要的莫過於創立培養神職人員的修院；確認耶穌所建立的聖事有七件，而不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所認定的聖洗和聖體兩件聖事；庇護五世教宗更頒布了羅馬要理，供神職人員教導信友。這本要理沿用了四百多年，直到一九九二年才被天主教新編要理所取代。此外，這位被列入聖品的教宗也編訂了羅馬日課經和羅馬禮儀彌撒經本，通令整個教會使用。

繼庇護五世而來的額我略十三世教宗又修訂教會新曆法，設立許多公學和修院，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今天羅馬的宗座額我略大學。這位教宗也設立駐各國常任大使的外交制度，与各國保持固定的外交關係。

額我略十三世教宗於一五八五年去世，繼任人西斯篤五世重整教會中央機構，分設十五個聖部協助教宗治理整個教會，樞機主教人數增至七十位，分派在十五個部會負責相關部門的工作。

在教會進行大整頓、大改革之際，羅馬城也開始美化起來，具有成為全球天主教中心的面貌；聖伯多祿大殿的圓頂於一五九零年完成，不久之後，整座大殿和前面的圓柱大廣場也竣工。公元一六零零年的聖年真是盛況空前。

保祿五世教宗更於一六一四年頒布羅馬教會禮儀書，作為全球教會舉行聖事禮儀的範本。

到此，天主教內部借特里騰大公會議而進行的改革已走上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