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歷史淺談【下五十六】
第八章 現代化的負擔：面對經濟、社會當代思潮和教派林立的基督信徒
天主教社會思想的誕生
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歐國家的工業發展成為一股社會生活的必然趨勢，義無反顧。可是有誰能預料到工業發展所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呢？工業發展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以節省人力物力，使消費大眾化。但是掌握工業生產的人如果只知道增加產量和消費，以謀求更多的利潤，而沒有想到產量和利潤是用什麼代價換取的話，則必然要引起勞動人士的反彈，因為他們只被資方視為生產工具，而工具的效用必須發揮它的極限，才能達到最高產量的狀態。於是勞動工人被無情地剝削成了自由經濟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可是勞動的是人，而不是無生命、無理性的機器工具，在他們忍無可忍的時候，必定會爆發革命式的危機。這種或輕或重的危機在十九世紀的法國、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都出現過。
為了面對這種因產業結構不良而導致的種種危機，於是產生了各種理論和行動，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天主教家族父權主義作風，天主教同業公會的再度出現，以及勞工結社團體組織等等的。
在這些社會理論行動中，最令當時教宗良十三世感到憂慮的是社會主義的快速擴散和無政府狀態的經常出現。的確，在十九世紀末年，西歐多次出現流血暴力的工人罷工事件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兇謀害行為。當時有心人士擔心勞動界人士會不會全部倒向很具有吸引力的社會主義。天主教內部有識之士曾發起各種不同的活動，希望能減少勞資雙方的衝突，甚至使勞資彼此形成一種類似家庭的關係，由資方懷著父親似的關懷態度來照顧勞方的需要和工人家庭的困境。再不然，也有部分人士，包括教會主教神職在內，一方面譴責資方剝削工人，一方面要求國家必須介入社會問題，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不幸的是天主教關心社會問題人士的種種創舉活動都遇到天主教內主張經濟自由者的反對，這些主張經濟自由的人一向反對任何形式的工人組織。此外，就連這些關心社會問題的人士之間，意見也不一致。為了這個原因，有些人希望羅馬教宗出面干預，支持社會工作者的見解和思想，並指出大家共同的思想與行動原則。就在各方殷切請求之下，良十三世教宗終於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頒佈了一道取名為"新事"（RERUM NOVARUM）的有關社會問題的通諭。這是天主教一千九百年歷史中，第一道有系統討論社會正義問題的重要文獻，它被視為"勞工大憲章"。
從這道通諭的誕生經過，我們可以看到它並不是先知先覺的思想，甚至對時代社會弊病的覺察是遲了一些。雖然如此，這道通諭對當時的天主教徒仍然有重大的影響。文獻看出社會已經改變，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造成了勞動者不應該有的貧困。當時社會主義聲勢日益壯大，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法寶自居，而"新事"通諭則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指社會主義是錯誤的解決和補救之道，因為社會主義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但是天主教認為私有財產是天主願意人擁有的。
"新事"通諭指出：真正解決和補救社會問題之道還是教會所教導的基督信仰原則。教會認為人生而不平等，這是自然律；但是所有的人都聯合為一體仍是必要的，階級鬥爭則不可取；沒有勞動不能有資本，沒有資本也不能有勞動；國家必須介入財物的分配、工作的時數、每週的休息、以及合適的薪金以供養合乎尊嚴的生活與教育這些重要的事務。
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到自由經濟主義是受到新事通諭的譴責的，而工人組織則被視為有益、而且是必要的、不過，良十三世教宗倒是比較喜歡由僱主和工人聯合組成的同業公會（CORPORAZIONE），但他並不排斥僅由工人單方面組成的工會（SINDACATI）。雖然如此，這道通諭並沒有獲得勞工和社會主義者熱烈的反應。它的重要性比較側重在教會內部，這就是說：身為教宗的人已不再沉緬於過去，已不再在歷史中尋找避難所，他反而要求天主教徒重視他們生活其間的世界，並在現存的政治體制和工會結構中生活。
總之，良十三世教宗頒佈的這道"新事"通諭使關心社會問題的天主教人士如釋重擔，心情為之開朗，他們感到自己受到教宗的承認，並從通諭中獲得一股新活力。
良十三世在一八九一年五月中旬所頒佈的"新事"通諭和他在次年所頒佈的，為邀請法國天主教徒接受"第三共和國"的在"掛慮中"（INTERSOLLICITUDINES）通諭，在法國境內相互為用，發生不少影響，促成了許多新的社會工作活動。不過，家族父權思想仍然存在，並沒有因為新通諭的出現而消失，因為這是數百年傳留下來的經營觀念，不可能因為一道文件的發佈而消除殆盡。更有甚者，法國北部天主教工廠僱主協會反對天主教徒工人組織工會，而且拒絕國家干預介入的原則，這些僱主繼續按照自己的見解成立"工廠聖母互助會"，可是這樣的互助會卻成了社會主義者攻擊的目標。
其實，在"新事"通諭頒佈前幾年，即一八八七年，法國已經出現零星的，由教友人士組成的工會，他們大多是機關公司行號的職員。這些零星的工會逐漸發展擴大，終於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了"基督信徒工會法國聯合會"。
"新事"通諭頒佈不久，關心社會問題的天主教人士和教會領導人士之間便出現了某些困難，因為公會組織無疑是一股很大的社會力量，這股力量和政治必然有很多的接觸來往。在這種極為重要的社會活動中，在俗教友在當時難道可以我行我素，自己成立工會與政治打交道，而不顧教會當局的立場意見嗎？這便是困難的所在。事實上，繼良十三世教宗而來的庇護十世教宗以及當時的許多主教們都擔心天主教徒在社會勞工問題上與非天主教徒合作後，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而且這種情形在德國尤其可能，因為那裡信仰基督各宗派的人士組織了聯合工會，因此，教宗和主教們希望能控制並指揮這種具有民主精神的社會運動組織。
對庇護十世教宗和主教們的心意，當時有不少人接納了，但也有一些人反對，意大利有一位神父，名叫羅莫洛．穆里（ROMOLO MURRI, 1870-1944），他對天主教徒參與社會這種運動的事務很投入，但教會當局以為不妥，終於和教會分道揚鑣，後來他又當選為國會眾議員，投身政治，結果在一九Ｏ九年遭教會開除教籍。
總之，從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三世教宗頒佈"新事"通諭後，在教內外各種正反兩面的沖擊與反省之下，天主教的社會訓導思想終於逐漸奠定了鞏固的基礎。一九二九年聖座在法國神職人員和里爾（LILLE）教區利埃納爾主教的支持之下，出面維護法國北部天主教友公會組織的合法性，與當地的工廠僱主站在相反的立場。一九三一年，庇護十一世教宗發表"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紀念"新事"通諭頒佈四十週年。新通諭進一步充實並發揮舊通諭的內容和前景。那個時代正是共產主義威脅日漸嚴重，而世界經濟又陷入重大危機的時候，庇護十一世教宗在"四十年"通諭中再度譴責社會主義的不是，而且對社會問題的反省觀點已經從社會企業層面走向更廣泛的國家層面，他呼籲重整當時的社會和經濟整體的秩序。這位教宗在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醞釀爆發之際，於三月十四日和十九日分別頒佈的，針對納粹主義的"極度關切"（MIT BRENNENDER SORGE）通諭和針對共產主義的"神聖救主"通諭（DIVINI REDEMPTORIS），都引用了已經成形的教會社會訓導來反駁集權主義的危險。
當然，天主教這些社會訓導思想並不是具體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而是一種比較側重於理論的指導方針，它要求國際和各國以人的尊嚴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首要考量對象。
*感謝梵蒂岡廣播電台江國雄爵士提供以上講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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